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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场直觉”

发表时间:2013-02-20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浏览:

“人生是一场直觉” 林文月的翻译人生

小时候林文月生活在租界,她以为自己是日本人;抗战结束,她被告知是中国人;到台湾,她又成了上海人……各种语言的颠来倒去,成了林文月最早的“翻译经验”。

《源氏物语》最著名的两个中文译本,一个是丰子恺版,一个是林文月版。关于丰译好还是林译好,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

林文月的表弟是连战,外祖父是连横,老师是台静农,她家中的客厅里常常往来林海音、董桥等人的身影。台湾大学有一座“望月楼”,有人玩笑说——望的就是林文月。

林文月也是《源氏物语》的翻译者。

1978年12月的某个台北冬夜,林文月终于翻译完成《源氏物语》全本五十四帖。丈夫和一双儿女已经沉沉睡下,从窗口远眺过去,整个台北都在安眠,只剩下稀稀落落的灯光。

“我当时感觉紫式部就站在我身后。”

从1973年开始,历经五年半,这部日本平安时代的巨著终于翻译成为中文。

这五年半以来,她的写字桌面布局从未改变:书桌正中间放着《源氏物语》古文的底本;在一边放着三种日本现代译文的《源氏物语》——与谢野晶子、谷崎润一郎和円地文子的译本;古文底本下面则放着两种英译本:英国人阿瑟·韦利的《源氏的传说》(The Tale of Genji),以及美国人塞登史迪克的译本。

平时她备课、或给家人老师写信,就直接压在这层层叠叠各种《源氏物语》书籍之上。这张书桌五年半一直如此布置,纹丝不动。

2012年10月底,林文月第一次来到北京,站在北大的讲台上,下面满满一阶梯教室大学生。她此次来的目的是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鲁迅人文讲座”。这一系列讲座成立于北大中文系系庆100周年,用鲁迅来命名是为表达对这位曾任教于北大中文系的文学巨擘的敬意,演讲嘉宾多为大陆及港澳台的退休教授。在演讲中,她并没有多谈《源氏物语》的翻译,反而是讲了她的两篇回忆性的散文:《江湾路忆往》以及《我所认识的刘呐鸥》,回忆她童年时期在上海日占区的生活。

没有礼节性的寒暄,她的开场白是:“教书的时候我都是站着的,今天我还是站到不能站为止吧。”全体鼓掌。这一年她已79岁。

“我到底是哪里的人”

小时候,长期生活在上海日租界的林文月始终以为自己是个日本人。

父亲林伯奏在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做事,而在当时的上海,台湾人一律入日本籍,是日本公民。在家中,林文月和父亲说日语,和母亲偶尔讲一点点台湾话,和家里的娘姨则讲上海话。而“正式场合,全家对外讲的都是日本话”。

到1942年,二战进行到了转折点,日本节节败退。年幼的林文月对日本战况毫不知情,只不过暗暗发觉时常有同学随家人离开上海返回日本。她觉得奇怪。有些同学会告知她,互相交换临别礼物,有些同学则是默默消失了。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所有日本人下达了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3岁的林文月跟着学校的老师同学听着广播,大家一起抱头痛哭。

没过几天,林文月忽然被告知:自己是战胜国一方。日租界里的台湾人,每人都被分到一面中国国旗,人们奔走相告:赶紧把日本的太阳旗烧掉。

直到家门口挂上中国国旗,林文月才懵懵懂懂:哦,原来我是中国人。

“过了两天,我父亲就带着我,跟一群在上海的台湾人去挂中国国旗。当天我穿的还是日本学校的制服,真是荒诞。”

1945年夏天的日租界一片混乱,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变为丧家之犬。本地的上海人反过来对剩下来的日本人进行辱骂和抢劫。

“许多上海当地的男女,争先恐后地涌入日本人的住宅内。有一家人的餐桌和椅子被扛出来……钢琴被抬走了……一箱一箱的衣物被搬出屋外。从前看不起‘支那人’的日本人,一个个低声下气,连讨饶都不敢,全家人蜷缩在一隅。”这一切,在林文月眼中看来是那么地虚幻而又真实。

林文月全家都被锁定在日租界,不能随便跑出去。日租界的日本人大部分早已撤退,留下来的台湾人变成了众矢之的,成为攻击对象。

由于林伯奏在日本公司供职,林家门口被贴上封条,上书“东洋鬼子的走狗”。林伯奏觉得局势混乱,无法再在上海停留。于是,他匆匆带着全家远渡台湾,连在上海的房产都未曾来得及处理。林文月甚至没来得及和任何同学告别。

在远渡的轮船上,林文月第一次见到九岁的表弟连战。在当时的林文月眼中,连战是个粗野的小家伙,拿到一根萝卜洗都不洗,放在腋下毛衣上擦一擦直接就啃。

到了台湾,“身份”依旧是林文月的一个困扰。

“我台湾的同学又觉得我是从上海来的。他们不停问我:上海长什么样?听说上海的钟都是用金做的,真的吗?”林文月回忆说。

林文月台语完全不好,想要融入当地必须赶紧学会台湾话(闽南话)。二战之后的台湾禁止使用日语,学校里老师们用台语向学生教授国语——虽然那些老师也非常吃力,他们的国语同样不够用。

小学六年级的林文月突然需要同时适应两种新语言。在她的脑中不断地把国语翻译成日语,把日语翻译成台语,颠来倒去。“这是我翻译经验的开始。”林文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林文月(左)与台静农(右)夫妇。台静农教会林文月抽烟、喝酒,林文月对台静农最深的印象是“老年斑”。

刀片刮出的“中文系”

“有巧合,才会想到历史有那么多机缘。”林文月说。

就在林文月一家登陆台湾岛的七个月之后,1946年10月,台静农拿着台湾大学的聘书从四川江津赶赴台湾,“支援台湾建设”。当时的台静农从未想到自己的后半生会一直在台湾度过。他曾作诗:“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盈书未是家。”不料最终他人生的归宿地就是台北。

13岁的林文月也从未想到,六年后她将见到影响到她一生的恩师。这个人是和她同年来到台湾的。

到达台湾后的林文月进入台北第二女中,班上四十多个女生。由于成绩优异,她始终做班长。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班长负责收取大家的志愿表格。

1952年的台湾只有三所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英专。在当时,读外文系对女孩子来说是“最为摩登的选择”,林文月也不例外地填了台大外文系。在收取全班志愿表格的时候,她发现四十多个女生中几乎全部都填了外文系,仅有一个人选择了哲学系。

林文月顿觉没意思。“怎么每个人都跟我一样,真俗气。”

钢笔填写的表格很难进行大幅度的改动,她用刀片刮——想了一个最快捷的办法:刮掉“外”字,写上“中”字。“外文系改成中文系最快了。”

这一“刮”,把林文月刮到了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那里。

在林文月的记忆中,师生关系总是亲密而随便的。她从未事先打过电话,总是随随便便地就按老师家的电铃跑去玩。台静农当时居住在台北温州街十八巷六号,是日式房屋,门厅有很高的台阶。台静农每每需要走下来给她开门。

台静农喜欢喝酒。某些黄昏,林文月从大学下课去拜访他家,日光西下时分台静农一人独饮,看到林文月来了,就对她说:“来,你也来喝一点吧。”

林文月跟着台静农学会了抽烟、喝酒。“我们在一起就喝茶、聊天、抽烟。有时候他送我打火机,送我香烟,送我酒。”林文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当时学抽烟就是图个好玩。”

林文月生儿育女,她的女儿和儿子都叫台静农“台公公”,叫台静农的太太“台奶奶”。台静农家里的猫成了林文月儿女儿时的玩伴,孩子们往往下了学就直接奔往温州街台静农的家。

冷战年代,台静农的身份非常特殊,对于曾经的文学创作和其恩师鲁迅,他始终闭口不谈。“台先生曾被关起来三次,他很敏感。台大的巷子里曾有一个亭子,大家都知道里面有跟踪和观察的人在。”甚至,当年的林文月根本就不知道她的老师在大陆曾经是一个名声斐然的小说家。

林文月大学一年级念完,想回去念外文系:“我不知道中文系念出来到底会怎么样”——那个志愿书毕竟是一时赌气。

台静农知道了,叫林文月来办公室,对她说:“你干嘛啊,功底不错,好好地接着念吧,别转系了。”

一句话就堵住了林文月的嘴,她就此再也“没好意思”提转系的事情。

台大中文系本科四年念完,林文月并未想到要做学术。她想:留校做个助教就挺好。

结果反而是台静农着急了,叫来台大文学院院长,催着林文月去报考研究生班。

“可是当时很多人已经在准备了。我什么都没做,真的来不及了。”如此,林文月又“懵懵懂懂”地硬着头皮赶紧准备考试。大四毕业时候,她正在恋爱,她对当时的男友说:“这两个星期你别来找我,我必须拼命准备考试。”她轻松考取。

1978年,林文月翻译完毕《源氏物语》,单行本陆续全部出版,第一时间想要送书给台静农。台静农对她说:“你别送我精装本。那个好重。我是真的要看你的书。我一般看书都躺在床上看。你给我简装本,我拿着也轻松点。”

台静农于1990年在台北温州街老宅去世。现在问起林文月对“台先生”的印象,她说:“我给他画过画像,我记得他的老年斑。”

谁敢翻译《源氏物语》

翻译《源氏物语》,源于林文月“偶然”参加的一次在京都举行的日本文学学术研讨会。她写了一篇比较《源氏物语》与《长恨歌》的论文,在论文附录后面翻译了《源氏物语》的第一帖《桐壶》。

论文在台湾结集出版后,附录的翻译出乎意料大受读者欢迎。编辑跟林文月商量:可不可以接着把《源氏物语》逐帖翻译出来?

《源氏物语》在日本的地位有如《红楼梦》之于中国,日本的翻译家把它从古文翻译到现代文都异常审慎,非名家大家不敢贸然。文学家谷崎润一郎曾用30年时间三次修订才终成其稿。川端康成去世前,也曾对《源氏物语》的翻译跃跃欲试,最终未能如愿。 (责任编辑:阿里玛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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